映象新闻

在各缔约国的管辖区域内，所有人都能自由且全部地行使公约的权利和自由，不会因为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民族或社会出身、经济地位、出身或其他任何社会状况而受到任何歧视。

另外，私密信息也并不必然与特定个人的身份相联系），如何同时适用隐私权保护条文？是由当事人自主选择（类似于责任竞合模式），还是法官依职权适用？从法律后果来看，个人信息保护的手段往往是更正、删除或采取安全措施等，而隐私权的保护手段往往是停止侵害、销毁即将发行的侵权作品等，显然，二者难以同时适用。这样既简便易于操作，具有可预见性，而且也符合平等原则。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生命尊严在法律上面临的主要问题，并非是权利人需要采取某些行动加以维护，而是禁止他人的侵犯，这正是其防御性功能的体现。因此，在有些情况下，算法运行以科学的名义得出的某些结果，其实往往只是印证了人类世界既存的某些偏见：说到底，算法可以具有某种知性（理解力），但智能并不能赋予机器人以理性。考虑到这些婴儿在成年后的繁衍能力，人类的基因池在未来可能就此受到不可逆转的污染或破坏。一方面，机关、企业、学校显然并非同一逻辑层次。生活安宁权的立法体例存在问题 现有草案第1032条第二款：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

基因编辑条款应凸显代际正义原则 现行草案第1009条针对基因编辑作出了规定，意义重大。因为，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相邻不动产中邻人的噪音污染，侵害了房主的生活安宁，就都可以依据本条主张隐私权保护，而毋需适用相邻关系制度。绿色原则将生态安全纳入民法，可以作为价值平衡的利器，明确严重影响生态安全的交易行为无效。

(三)民法典对环境法规范的系统化需求 从我国的立法史来看，具有环保功能的民事规范实际上缘起于包含有民事法律规范的环境与资源立法。(37)今天我们使用的法学范畴和概念体系都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还原性思维：在法学理论上，将法律领域区分为公法——私法，然后再逐步还原至各种制度、规范、概念。虽然目前已经制定了三十多部环境与资源方面的法律，但在立法体系上，这些法律分属于行政法、经济法等不同的法律部门。当前在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中大力推进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试点，本质上即是把生态环境视为由国家或全民所共同拥有的公共财产，为了全民利益追究损害者的修复、赔偿责任。

(54)参见竺效：论无过错联系之数人环境侵权行为的类型——兼论致害人不明数人环境侵权责任承担的司法审理，《中国法学》2011年第5期，第97页以下。1.扩展人格概念 在民事主体的人格权方面，《民法总则》第109条确认了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第110条列举了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

在任何国家，法典化都是社会政治改革的象征，因此法典常常作为社会改革的工具而存在。尽管《环境保护法》规定了一些基本原则、主要制度，但该法并没有真正取得环境保护基本法的地位，(39)《环境保护法》在调整范围和主要内容上没能充分反映和涵盖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应涉及的问题，同时与单项污染防治法的条文重复率超过30%，这就导致了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内的相关法律的实施主体，在行政执法、司法和守法的实践中并不把环境法当作行为依据和裁判依据，相关主体无不是以各种环境单行法律法规为直接依据和主要基础。这些个体行为的总和不仅严重危害社会公众的生命健康，危及其基本的生存环境，而且导致地区生存与发展的自然条件退化，引发大范围的生态失衡，加剧灾害风险和生态危机。但限于环境法律本身的独特性和环境法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德国环境法典的制定历经几个阶段、四个草案稿，但有关问题还在不断讨论和修改完善之中。

总体上看，环境法是立足于生态系统整体性、以公法调整为主的法律体系，注重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决策和山水林田湖草综合管理、基于生态系统关联性的跨部门和跨地区统筹协调、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属性的独立监督。(36)参见柯坚：当代环境问题的法律回应——从部门性反应、部门化应对到跨部门协同的演进，《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第27—29页。罔顾生态规律、漠视自然的权利和价值、经济至上、狭隘的人本主义运动、不考虑资源配置可能付出的环境代价，弊端已充分显现。由此，对环境侵权行为导致的纯粹公益损害，不涉及任何民事主体的权益，不能简单适用侵权责任制度，需建立新的责任制度予以救济。

将两种利益纳入民法典体系，可以对两者都提供民法保护。我国民法典一方面应坚持以自由作为基本价值和构成性原理，另一方面在对法典体系不造成重大冲击的前提下，应多关注其他价值理念在民法中的适用。

二是通过建立以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为阈值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制度、以保障人群健康为核心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以风险预防和损害救济相结合为手段的监管制度，为民事权利的行使、民商事交易活动、民事侵权行为划定绿色底线，为司法提供判断标准。(15)环境侵权行为可能同时导致他人的人身或财产损失和生态环境的破坏，而生态环境的破坏尤其是环境要素变化、生态服务功能减损、生物多样性减少等后果可能无法归于具体的民事主体，涉及人类利益或者代际利益，这些利益也不可能完全纳入具有个别性、实际性等特征的侵权责任范畴。

(50) 2.自然资源物权的类型化与完善相邻关系制度(51) 在现行法律中，物权制度的环境保护功能已经得到了很大的重视，《物权法》第118条至第123条分别对自然资源的用益权、海域权、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等作了规定。三是规定私益诉讼与公益诉讼协调机制。但是民法典仍应坚守其固有特质，对其绿色化应有限制。(22)因此，以预防原则为指导的是各项环境管制法律制度。但当两者产生冲突时，对两者的利益衡量的标准与范围却是民法自身无法解决的，必须要有公法手段的配合与协调。这种实质性法典编纂模式，不仅对诸多既有法规进行了整合，又在一定程度上作出修正，实质上促进了环境立法的现代化。

(27)现代民法典的使命正在于，在一个相互衔接的总体法律制度之中，追求民法本身的真正目标，那就是保障个人的自由，以及为合同自由和结社自由的行使、为保护所取得的权利以及为此种权利的行使、为财产自由和为人格发展领域的不可侵犯制定恰当的规则。此外，《物权法》的不动产相邻关系也突出体现了环境保护的功能，但在范围和内容上仍有改进的空间：一是扩展相邻关系的保护范围，增加常见的光污染等内容。

基于此，绿色化至少在以下方面是民法难以跨越的： 第一，就环境要素以及环境本身来看，物权法中的物与生态环境(及其特殊要素)并非完全契合。其实，是我国环境与资源法治现状不能适应新时代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要求，迫切需要推进环境法典编纂。

最典型的是瑞典《环境法典》。现代社会的民法典已经很难独尊自由，而漠视其他社会价值。

二是作为社会的人，必须从自然环境中获得劳动对象、工具和成果并与他人形成合作体共同创造财富，其生存要依赖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关系的各种形式，这是人的社会性生存方式。(45)参见沈百鑫：两次受挫中前进的德国环境法典编纂，《中国人大》2018年第5期，第52—55页。但是，将《民法总则》中的绿色原则贯彻到合同法领域，并非是对私法自治的否定，而是以此为前提和基础，在合同自治的框架内完成对绝对自由对环境保护所产生偏差的矫正。但法典化的优点也非常显著，其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意义，是基本法路径无法企及的突出优点。

(33)这要求环境法在反思私法自由理念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的同时，重视其通过认可生态环境资源的多重价值、合理界定权属、确定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交易规则等解决环境问题的至关重要作用。其目的并非排斥公共政策，让民法典脱离现实，而是通过普通——特别的体系运作，让政策的调整得以集中在针对目标事物、团体而定的特别法上，以更好地达成政策目标。

比较来看，瑞典的环境法典模式对我国而言更具有借鉴意义。但是，该章对于更显著发挥侵权责任保护环境的效能尚待加强。

在环境法典的总则部分，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思想，从整体、全局和宏观的高度，对开发、利用、节约、管理、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治理体系作出规定。在交易安全与生态安全发生价值冲突，又无明确裁判性规范时，可为司法裁判提供原则性指引。

同时，通过这个过程可以产生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会促进公众知晓环境法律、提升环境意识以及自觉遵守环境法律方面。有学者认为《民法总则》第9条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原则，仍将保护环境、维护人与自然和谐附属为公序良俗的一种类型。绿色原则和公平原则、公序良俗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等一样，从不同角度体现了社会化的要求，旨在实现民事主体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利益平衡，是民法典社会化的新表现和新动向。三、环境法法典化的内生动力与适度化建构 民法典编纂对环境民事规范的体系化需求，只是倒逼环境法升级的一个契机，但并不足以催生绿色法典。

法典可以加强法律的适用性和权威性。自然资源实际上是政府行政权的标的，许可、划拨、确认、收回等行政性手段是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权取得、行使、终止的唯一方式，市场机制严重缺乏。

更应在微观层面规范民事活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民事主体自然资源财产权的行使，构建民事主体间良好的社会秩序，从而间接地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因此，在同时涉及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中，为了体现人作为主体地位的多重性特质，有必要扩展原有的人格概念，适当地增加关涉环境因素的内容，即人们享有的一种以环境资源的美学价值和生态价值为基础，在美好的环境中的生活和工作的权利。

(24)参见苏永钦：现代民法典的体系定位与建构规则，载苏永钦：《寻找新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1页。这些制度对于节约资源、提高物的利用，有积极意义。